路遥的土地:从王家堡到郭家沟

路遥离开我们三十一年了。我写过很多关于路遥的文章,这次说说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,以及那块土地上的人们。

我一直相信命运的存在,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中。上苍要塑造一个人物,会让他尝尽苦难,给他很多阅历。如果经不起这些打击,就会倒在路上,上苍会物色新的人选,如果能承受住,把这些苦难当作精神的营养、乳汁,就会强大起来。

路遥没有被生活的困顿打倒,以坚强的毅力进行超负荷的文学创作,成为了一个“天选之子”。

路遥身上有一种意识,永远不让自己平庸下去。一旦平庸,他又将回到祖辈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生存状态。一个家族几代人,甚至几十代积攒的地气,终于生养出这么一个人物,随时会被打回原形,回到原来的阶层中去。写作对路遥是一种自我拯救。世道中所有上升通道都被堵死了,唯有一支笔可以改变命运。他每发表一部作品,每一次获奖都使他逃离那悲惨的命运。

路遥去世前,我是最后一个探望的人。我前脚刚走,林达后脚来签离婚协议。林达一走,路遥就昏死过去了,抢救了两天两夜后,终于不治。在路遥病室,我在处方签上写下这么一段话:路遥兄,听赵熙说,你的病已经回头。你是一个坚强的人。记得你说过,你是不可战胜的!所有的朋友们都为你祈祷。你一定能跨过这个门坎的。你的好朋友、好兄弟高建群,1992年11月15日上午10点半。

路遥去世十周年的时候,这个世界静悄悄的,不见一丝响动。只有陕西师范大学刘路教授,在学校办了个追思会,并且请来路遥的女儿远远(现在叫路茗茗)。我代表省文联、省作协讲话。我对孩子说,路遥希望你长大踢足球,就是腿踢断了,连腿一块往球网里踢。孩子拉着我的手,有些羞涩地说,我体质弱,没有选择踢足球。

陕北地区的县志我基本都看过。延安地区那一年修《延安市志》的序言,是我受延安市编撰委员会委托草拟的。通读这些县志让我明白,一部陕北高原史,一半是饥饿史,一半是战争史,整个就是一部苦难史啊!路遥当年也有这种感受。

明崇祯年间,李自成揭竿而起的那场大旱,现在还被陕北人常说起。而1929年的陕西大旱较之崇祯年间的大旱更有过之。陕北地面,十成人饿死了七成,老百姓把这叫“民国十八年大年馑”。县志上记载,天大旱,人相食,易子而食。我有孩子我不忍心吃,你有孩子你吃不下,互相交换,煮着吃。陕北农村流传着民谣:“人吃人,狗吃狗,舅舅锅里煮外甥,丈人锅里熬女婿”。

延川县志记载了同治年间一场冲突,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战争,一些县份从地图上就消失了。延安时期短暂恢复的固临县,就是后来的南泥湾。这里能垦荒种水稻。之所以一度没有人口居住,可能就是同治年间那场冲突,这块土地上的人口灭绝了,田地荒芜了,行政建制都被取消了。那场冲突从秀延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无定河流域,很多县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很多传说。横山县过去叫怀远,有一个叫张家畔的村子,据说那地面上的人都死绝了,有一户张姓人家的两个儿子,去盐池贩盐去了,躲过了一劫。回来后,在原址重建的张家畔,形成后来的张姓人家。张家畔就是今天的靖边县城。早年盐商去盐池、定边贩盐从青阳岔沟里进去走张家畔。陕北民歌唱的,我从张家畔起身,刘家峁站,峁底里哈个我把亲亲哟看。

我幼年在富县居住。小时候上山砍柴,经常转过一个山坳,穿过一片稍林,就发现一窑院,窑洞整整齐齐的,窑前有碾盘等一应俱全,看着荒芜很多年了。

延川县志记载,县城被攻破后,县太爷拔剑自刎,县太爷夫人跳井自杀。老百姓几乎被杀绝。

后来,逃难、逃荒的人,邻省的流民慢慢填充这川道。直到1940年,陕甘宁边区政府,还在号召向这一带移民,可见在那个年代,延川地面还没有恢复往日的兴旺。清涧王家堡的王在朝,带上老婆,三个儿子王玉德、王玉宽和王玉富来到延川,准备给儿孙谋一份好家业,他们落户在延川的郭家沟。

出生在这凄凉的荒原上,路遥和所有陕北人一样,继承了祖辈基因里的紧迫感,他得顽强地活下去。

陕北人说的饿和关中人说的饿,不是一个意思。关中人的饿是饥一顿饱一顿,陕北人说的饿,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!

陕北有一句古谚: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!一个人生下来,他就有活下去的权利。陕北人常说,一个生命的出生,上苍就一定给他的生命里配备了干粮,让他有活下去的依靠。

回想路遥的长相,我总能联想到世界三大草原王中的阿提拉大帝。匈奴人流落到欧洲以后,阿提拉大帝横扫欧亚,建立匈人帝国。一位牧师给阿提拉看病,详细记载了他的容貌,“身材矮小,胸膛宽阔,头大眼小,胡须稀疏呈灰色,鼻子扁平,体型不太匀称”。这些都是匈人常见的体态特征。

路遥几乎是这个样子,中等个子,圆盘脸,褐色皮肤,鼻子有点塌,眼睛小常眯起来看东西,怕见光似的,勾着往前看。《草原帝国》一书描述阿提拉大帝,“站在多瑙河畔,眯着小眼睛,注视着欧罗巴大陆,随时准备把它囔入腹中。站在地上很普通,一旦跃上马背,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,立即变得凶恶不可阻挡”。路遥两只胳膊粗壮有力,十分强壮,下肢短一点,有点内罗圈。全脸胡,鼻孔和耳朵都是,尤其是耳朵,两天不剪,毛就长出来了。

路遥生父比路遥小一号,路遥有一米六八,他生父应该有一米六左右。一个蹦蹦跳跳的小老头,头上戴个白帽,风吹日晒经常洗,不怎么白了,肩膀上搭个烟袋锅。绥米、延川和清涧一带,这种小老头很多,都很聪明。延安时期,担任陕甘宁边区书记的郭洪涛,就是这样貌。

统万城被破前一年赫连勃勃去世,他的安葬应当很风光。他的坟墓现有多种说法,目前比较公认的墓址是延川县白浮图寺。路遥家族具有匈奴人基因是极有可能的。

路遥养父类似大部分陕北老农形象。身高马大,有一米七往上,身材好,也端正,长脸颊,高鼻梁,全脸胡,头上扎着一个白羊肚子毛巾,肩膀上搭个旱烟袋。

路遥二弟比路遥高一点,有一米七二吧,不苟言笑。到我这来过几次,头上常戴个帽子。原先在西安一家工厂打工,后来路遥给联系到延安二道街当城管,穿一身制服,胡子刮得净净的,叫王卫军。

王天云是路遥三弟,个子小,在我办公室住过几次,也是个人物。我说,白天我要上班,你去街上溜达,晚上我下班了,你来住。我办公的地方在薄壳儿窑洞二层,一层和二层楼梯垒有砖花墙的楼沿。我编稿子久了走出来抽烟散神,看见这老三站在二层的砖花墙前,双手叉腰,头发凌乱,作伟人状,指点江山,傲视寰球。我笑了,走上去说,你小时候不好好念书,不好好写作文,你看你哥路遥,人家成了大作家了。这老三说了一句惊人的话:俺是看不哈他那营生。

路遥还有个妹妹,嫁到延安。三年前我去延安学习书院讲大课,延安领导领了个中年妇女过来,说她自称是路遥的妹妹,你给咱判断。我说姑娘,你是在延川还是清涧长大的?她说清涧。我说你大当生产队长的时候领着社员砍了国道旁的几十棵树,让公社给抓去了。这事你知道吗?中年妇女说,这事我知道。我还给我大送过饭。后来我哥找人把我大捞出来了!我笑着说,是你哥找张弢去捞的。这样,我给延安领导说,千真万确,这是路遥妹妹。

王天乐是老四,王天乐这名字,是路遥给取的。他原来的名字叫猴蛮。王天乐招工到铜川煤矿当矿工,是我父亲给要的指标。我姐姐农村插队,找了个村上人,这是给他要的指标,他不去。而眼看报到时间要到了,于是我把这指标要过来,给了天乐。我父亲当时是(小)延安市的常务副市长。他的故事我之前讲了很多,这里就不说了。

老五叫九娃,路遥兄弟姐妹算一起,有九个,这是老小。我去榆林,他来找过我几次,说要成立个什么“路遥研究会”,叫我当会长。我给说我不当。他又说,让我给榆林领导说,让给支持。我满口答应。后来我给周一波说过。我还给他写了一幅字:家园的最后守望者。

路遥的生母是陕北随处可见的、很精明的女人,特别利索,把自己拾掇的干净利落。往手心“呸呸”吐两口吐沫,把头发一拢一抹,理得光溜溜的,家里上上下下都是她操持着。

路遥清涧老家我去过几次。大约是2001年吧,我去榆林路过,从川道公路边,顺着斜坡上到窑院,院里有个碾子,下面是齐腰高的碾盘,碾盘上有个碾轱辘,靠院墙有几棵枣树、山桃树,靠南有三孔石窑,看见那三孔石窑我很感慨。《人生》拍电影,给了三万块版费,路遥让天乐把钱背回清涧老家王家堡,修了三孔石窑。我说,路遥你这做得对,孝敬老人,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,陕北人说,老子欠儿一个媳妇,儿欠老子一口棺材,你在他们活着的时候,能做这事,是实实在在地孝敬老人。路遥却说,不,这不是孝敬老人的问题,这是一种宣言,我把三孔接口石窑往那一箍,向世界宣告:父亲的儿子大了!

大约十年前吧,我去参加路遥纪念馆开馆。记得下着雪,赶天黑到延安,吃了口饭,晚上十二点前又赶到清涧,住在县城。第二天赴石咀驿镇王家堡村,参加开馆仪式,我发了言,中午在那里吃了顿饭。

陕北在近一百年,发生过两次外来人口冲击,陆续改变着陕北人的观念,改变了很多陕北人的命运。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,1969年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。

陕北人穿老棉袄大裆裤,头上扎个羊肚子毛巾,年纪大点的,腰里缠个腰带。北京知青来了,把中国最前沿的时尚带来了。塑料底子布鞋最典型,知青把这叫懒人鞋,勾起跟儿穿,也能靸脚像拖鞋一样穿。

北京知青在1969年1月,阴历年之际来的,应该是坐火车从北京到西安,转坐卡车到延安。几十车几十车地往延安送,浩浩荡荡的。我当时在富县,也参加过欢迎。记得就在茶坊路口,天阴得特别重,雪不是很大,下着雪籽儿,西北风把雪籽儿刮到脸上,打得生疼。

知青刚来的装束都是一件棉猴,女的穿件花的,男的穿件蓝的,头上戴个雷锋帽。这些刚来的知青,似乎对农村有一种天真的好奇,跟着毛驴走在路上,冷得连蹦带跳的。

路遥比我大四岁,他们那一茬我有很多朋友找的都是北京知青。白描的夫人毕英杰,就是北京人,当年在宜川的新市河插队。一个当地青年,一旦和知青结合,立即和外部世界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,不然,你得缩到窑洞里,几乎跟祖祖辈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。

我问过路遥,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北京知青,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根可靠的向上攀的绳索,以免自己坠入原来那平庸的世界呢?路遥回答说,不排除这种想法。

(感谢路遥大学时期的辅导员、延安大学原校长申沛昌,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校长崔海潮,西北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栓,助理牛延宁对本文的帮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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